从《凌季芳墓志铭》看楚南移民入川史

宗场凌氏是清代川南著名的仕宦大族。在历史上,该族英才辈出,曾培养出兄弟进士凌心坦和凌心垣、四川高等农业学堂首任监督凌春鸿、清末叙府保路同志会骨干省参议员凌耀南、著名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凌均吉等知名人士。虽然凌氏是书香门第,但是因为种种历史原因,族内所保留的文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,剩者寥寥。在残存不多的遗物中,较有价值的,便是一通《凌季芳墓志铭》。

清《凌季芳墓志铭》拓片/宜宾市图书馆提供

《凌季芳墓志铭》现存于凌氏族人之手,全碑为青石质地,长66公分,宽48公分。墓志由时任江南按察使薛焕撰写,全文整理如下:

皇清勑授文林郎凌季芳墓誌銘/銅崖之秀月窟之精無慚/國幹與家楨忠孝兩全浩/氣伸受天寵荷/皇恩兩大同不朽萬古共/長春

姻晚江南按察使薛煥拜撰

根据墓志铭的内容,结合凌氏族谱,可以得知墓主的生平概貌。凌孚祖,字季芳(1786—1859),为宗场凌氏入川第六世孙。道光二十年(1820)自宗家场石板田迁入旧上乡碾子山,因其子举人凌心怡大挑一等选授知县而得赠文林郎。虽然凌季芳的墓志铭文字短少,但结合岷江下游楚南移民的历史,却可以呈现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。

一、肇踪湖湘、铜崖之秀

墓志中提到的“铜崖”指是宜宾北部的赤岩山。作为郡北的镇山,该山曾以“丹山碧水”之景名载各种方志游记之上。在绵亘数十里的赤岩山上,有一处土地肥沃的坪地,曾因明代宗姓人在此居住而得名“宗坪”。连接叙州府和自流井的官道从坪地中心穿过,沿着官道逐渐形成了场镇,这边是清代宜宾六十二场之一的“宗家场”。虽然场因宗姓而得名,但实际上场上人口最多的却是凌氏。这样的历史兴替,既和明末清初的巴蜀动乱息息相关,也和凌氏家族原乡的经历紧紧相扣。

宗坪风貌/陈伟平拍

明末清初的湖南天灾频发,兵匪横行,社会动荡达到了极点。正如湖南宝庆人曾美宇所言:“丙戌之年天大旱,满天红云没点云。丁亥之年无粮收,湖南饿死大半人”(清曾氏《入川徙歌》)。大批湖南人不得不成群向外逃难求生,康熙时,楚省宝庆、武冈、沔阳等处人民“携家入蜀者,不少数十万”(雍正《四川通志》),除了湖广移民,借道湖南衡州一带的广东移民也数量惊人,每日“二三百或四五百名口不等”,五月之内“总计不下万余名口”(雍正十一年归宣光奏折)。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原籍湖广衡州府衡阳县重江乡信义里的凌氏族人也开始了迁徙之路。清康熙年间,在衡阳城内从业当行的凌亲誉就曾遣三子凌立璜赴川考察情况。直到康熙六十一年五月,凌亲誉的四媳罗氏因事溺水身亡,由此而生家难。罗氏后族前来问责,两族械斗一触即发。迫于无奈,凌亲誉的长孙载锡和次孙载嶽见“诸叔已入川不返”,便劝说祖父,决定全家远避他乡,随众入蜀。当时的凌亲誉已年近八十,全靠孙辈扶持而行。其“常跌足,寸步难行”。两孙“为祖肩舆,负祖前行数里,复转回挑行李与母偕行,轮流转运。相交互迁三日,公足疾仍愈”,途中正逢新年,“一家老幼旅店凄凉,莫甚于此”(《永泰公由衡迁蜀述略》)。雍正元年(1723),凌亲誉等人才抵达川南宜宾县象鼻场老杨坝,投奔先前定居于此的同乡段氏。不幸的是,还没有来得及感受新世界,凌亲誉便于七月病故于此。紧随凌亲誉的步伐,他的堂弟凌亲概等人也先后来到了宜宾县,和凌亲誉家族相邻而居。

凌氏家族最初主要在赤岩周边的山地一带迁移。这在同时期入川的湖南移民中并不少见。一是康熙初年,随着遗民的复业,近城地段较好的土地已大都有主。在宗坪,宗、樊、白、孙、韩、朱、杨等旧姓成为坪地的主导,康熙六年时,宗家场“人烟稠密”,已属凡尘嚣杂之地(樊曙《紫霞散人年谱》)。故而,后来的湖南移民只能在周边或是更偏僻的县北山区落脚。二是大部分湖南移民都来自湘西和湘南的宝庆、武冈、衡阳、永州等州府,这些州府多为山区,当地居民也多以山居生活为主。这也一定程度对湖南移民的分布产生了影响。从宗家场周边的各姓族谱中,我们可见一斑。

正是如此,湖南移民居山、广东移民居坝的格局逐渐形成,并被形象地描述为“湖广人怕淹、广东人怕干”的民谚,在沿江一带广为传颂。

湖广与闽粤移民的大量迁入,势必会引起土客之争。在康熙末,四川各地都出现了“此侵彼占,争颂繁新”的情况,以至于“湖广入川之人,每每与四川人争讼,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”的情况(清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)。为了平息土地争议,规范社会管理,雍正六年(1728)清廷派遣给事中高维新等人前往四川清丈土地,厘清户税。清丈的推行不但为不同群体的移民提供了竞争角逐各种资源的舞台,更是直接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更替。衡阳移民夏一通入川威远后,于“雍正七年奉旨征丈,复出身办公,算法居首,与二邑诸豪杰齐名,人皆畏之,乃得保全诸业以分给诸祖焉”(同治威远《夏氏族谱》)。自湖南祁阳入川的陈嘉猶原本和自己的姻族杨、李二姓合伙,在宜宾北部山区垦殖,后借助清丈获得了大量土地,逐渐发展成为马家场一带的大地主。同样,凌氏三世祖凌载嶽在雍正六年丈田时,“众丈手皆不能投册,惟公投册不差分毫。众以为公直,推当乡约”(《永泰公由衡迁蜀述略》),后其更是被知县初元芳任命为修城总账房。乡村权力的获得,大大改变凌氏家族的境况。他们先后购置了坪地中央的“上村、团山子、滥坝子、马胡冲、打碗溪”等田业,成为了坪地的大地主之一。乾隆中叶以后,人地矛盾的凸显改变了“地贱税重”的局面,土地的增值使凌氏家族的实力愈加强大。

凌载嶽的精明,也生动地反映在了民间故事中。据传赤岩山口的土地原本属于铜锣湾的王监生,凌载嶽为了得到这块土地,用了整整数年时间与王监生搞好“关系”,在“觥筹交错”之间,轻轻松松地将土地低价套得。王监生失去了土地后,事业不顺,最后人丁凋零,完全败落。故事的本身正好反映了土著与新民力量的转变。而雍正年间,宗家场老场被焚,新场西移到上村附近,这也更加削弱了土著的力量,为凌氏家族带了更多的发展机遇。

凌德庄子凌玉川墓/陈伟平拍摄

凌载嶽生有六子,其中四子凌德美和六子凌德庄最为精明强干,是凌氏崛起的关键人物。凌德美素有美德之誉,曾有千里探兄之举。在乾隆四十年凌氏分家时,他将最肥沃的上村让给了兄长,自己移居到滥坝子一侧。他“生而端厚持重”,务农“未尝有一堕色”,极善经营(《仲焕公行略》)。短短数十年间,凌德美和其子便将土地扩充到坪地的四方,先后买得小滥坝、瓦屋湾、石板田、大焰灯、上寺湾头,产业已达数千挑。而凌德庄比其兄更甚,他除了在坪地拥有仁寿坝基业以外,还在斗牛岩、旧州坝等地购置了产业。乾隆甲午(1774),府城各大行会、商铺与大姓集资在真武山修建义冢,凌德庄列名于碑记,可见其影响已经突破了普通乡场的范围。

嘉庆二十三年(1818),由载锡和载嶽两房集合了本县的亲族,捐银、米、木料等,在上村修建了占地两亩的凌氏宗祠,修树桅杆两座。祠尝历代添置,到民国初年已达四百八十余挑。祠堂的建立,标志着凌氏家族进入了鼎盛时期,成为“铜崖”上名副其实的大族。

凌氏宗祠/陈伟平绘

二、以文兴族,望重乡里

凌氏入川仅两百多年,而能和县内诸多土著大族并驾齐驱,论其原因,则重在对文教的重视。入川创业祖凌载嶽早在衡阳时,便以好学而闻名。入川以后,他在农事之余,常常以读四书为乐,并教育子孙:“书较之农事极有味也”(《永泰公由衡迁蜀述略》)。乾隆末年,其子凌德庄在仁寿坝设立了书馆,专以用来教育本族子弟。嘉庆二十三年凌氏宗祠建立后,祠内便有专款奖励和资助本族学子。和一般家族重学不同,凌氏族内一直秉持着不分房分,凡见有志功名者,阖族倾力助之的传统。在流传至今的故事中,兄弟进士凌心坦、凌心垣之父原是祠内的烧锅匠,两兄弟幼年跟随父亲在祠内打杂。后因两人常年在祠学旁听,被族长发现,遂告知族众,由大家集资,把两兄弟“供”了出来。虽然故事未必是真,两兄弟的父亲也非“烧锅匠”,但实实在在反映了“以文兴族”的观念在凌氏族人心目中的深厚地位。

从乾隆末年开始,凌氏族内的科甲渐盛。汉琨(字天灼)最先取得监生功名。其后,德美之子汉瑸(字玉山)入庠。汉瑶(字玉池)、汉瑹(字玉清)受卫千总。汉玑(字玉枢)入选为恩贡。弼祖(字成五)、焘祖(字稻香)补廪,心鹄(字卫亭)入贡,心贶(字丹亭)、心典(字书亭)、心宅(字树亭)、万涵(字海波)、万崇(字奎先)等相继入庠。到了光绪时,全族已经培养出三名进士、八名举人、二十多位贡增生,得诰命者甚多,已经从一般的乡场富族跃升为邑内的“雅族”了。

正如《凌季芳墓志铭》所言,“无惭国干与家桢”,这样的文人品质绝非凌季芳一人所有,其族中更是不乏其人。如凌荣祖(仁轩)曾以“夙负文章名”而得叙州府学案首,然不喜功名,在“里居授徒,翕然自乐”(赵树吉《凌仁轩先生六十双寿序》)。他以“安贫守道”为业,是闻名宜宾北乡的“贤儒”。在他的培养下,长子凌心垣中得同治戊辰科二甲进士,次子凌心坦中得光绪丁丑科二甲进士,是清代宜宾历史罕见的兄弟进士。凌心坦更是一度主持叙州最高学府翠屏书院,参与光绪《叙州府志》的编辑,在民国元年还曾担任第一届宜宾参议会议长。凌心垣之女则嫁给了大名鼎鼎的江安傅增湘,其孙凌春鸿则以日本留学的经历,参与创办四川农业高等学堂(四川农业大学的前身)。凌荣祖子孙中,以积学闻名者多达十余人,文脉至今不断,是宜宾士大夫家族中少有的书香巨族。

凌季芳之父凌玉衡墓/陈伟平摄

凌季芳家族也不例外,凌亲誉一脉的功名以季芳一房为最。凌季芳之父凌玉衡秉承家族传统,勤于教子,待到凌季芳之时已初有成绩。凌季芳和其兄凌配祖皆入文庠。凌季芳之长子凌心恺于道光丙戌年补廪,次子凌心悦于道光二十一年入庠,三子凌心怡于道光癸卯科乡试中得第五十二名举人。当时凌心怡的房师便是曾国藩,因此缘故,他曾追随曾氏参与平乱,于咸丰三年大挑一等。凌心怡在李蓝之乱中,曾组织本乡义勇,围追堵截,在地方上颇有威望,这是他能够得到薛焕为其父撰写墓志铭的原因之一。而一句“浩气伸,受天宠荷”与其是在称赞凌季芳,还不如说是对凌心怡的赞誉。

在清代,凌氏虽然难免有些士大夫的家族的“娇气”,但也算不上“依势凌人”。道咸以来,凌氏族内的文人们大都以行善乡里,不矜不燥为标榜。“举人们”、“贡爷们”也和普通百姓一样,常常泡茶馆、打乡诨,关心乡场里面的“鸡毛蒜皮”。这便是“唐半岩、许半坝,唯有凌家坐得下”这句乡谚真正的内涵所在,也是凌氏家族长盛不衰的保证之一。

三 结语

一方墓志铭,承载着的,是一段凌氏家族的发展史。而一段凌氏的历史又是数以万计楚南移民在川开拓的缩影。研究凌氏家族的历史,不仅为我们打开了研究宜宾北部湖南移民聚居区的一扇大门,也为研究岷江流域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,值得继续深入和挖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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